历史上，有不少叱咤风云的英雄，他们像一座座高大的丰碑,屹立在人们心中，他们像一朵朵名花异卉，绽开在人们心田。同时，在他们身边也必然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群众，这些群众像载托丰碑的石子，像扶持和衬托鲜花的绿叶。人们在赞赏丰碑、欣赏名花的时候，不应该遗忘丰碑下的石子和名花身边的绿叶。在民主革命时期，用青春的生命先后陪伴了革命先烈穆青、罗世文，为党的事业默默无闻作出贡献的王一苇，就如同这载托丰碑的石子、衬托鲜花的绿叶。

王一苇小时候，活泼开朗，聪明好学，7岁启蒙读书，几年后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四川政法学校女子讲习科。在学校里，她除刻苦钻研法律知识外，还看一些革命刊物，向往革命，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25年参加共青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根据党组织的意见，她到广州全国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1927年春，王一苇从讲习所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这时，他结识了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部长兼国际济难会中国南方办事处主任穆青。他们志同道合，不久结为伉俪。从此，王一苇便积极协助和支持穆青工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四·一五”大屠杀接踵而至，庚即党团省委机关被捣毁，一批党团员相继被捕被杀。这时，王一苇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协助穆青组织未暴露的同志转移，当天上午，穆青对王一苇说：“不知军委机关怎样？你们邓老师（即邓颖超）从医院回来没有？你是不是去探听一下。”王一苇毫不犹豫地化装前往，回家后将打听到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穆青。

同年12月，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举行武装起义。10日晚，身为省委组织部部长的穆青，在临行前把王一苇叫到身边，手里拿着30元港币，深情地对她说：“今晚上我要同第三国际代表去参加武装起义，如果这次我参加起义死了，你一定不要哭，也不要难过！相反要为我牺牲得壮烈而自豪。你要听党的话，刻苦地学习，踏实地工作，继承先辈未尽之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万一起义发生意外，党组织一时找不到你，你也找不到党，这30元钱你就拿着作回家的路费吧！回到家乡再找党。”王一苇接过港币，泪如雨下，点了点头，暗示穆青放心地去干吧!她赶忙为穆青作了临行前的准备，目送着他出了门。

广州起义震惊了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军阀张发奎、李福林、薛岳等很快向中共反扑过来，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过大，无法挽救败局。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遂决定撤出广州。12月16日下午，王一苇与穆青化装分路而行，在长堤会合后，乘船前往香港。1928年1月，王一苇随穆青从香港抵达上海。没几天，周恩来、邓颖超到旅馆看望他们。穆青向周恩来汇报了广州起义的经过和目前形势。随后，党中央指派穆青去武汉，参加湖北省委工作，穆青到武汉后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王一苇一同前往，留省委机关工作。

不久，因叛徒出卖，穆青被捕。王一苇立即托父亲向武昌警备司令部副官长说情，穆青得以释放。经省委决定，穆青以治伤为名前往上海，住在法租界一家成衣店的前楼。在上海养伤期间，周恩来特地冒险前来看望他，当知道王一苇积极营救穆青的事情后，高兴地夸奖了她。1929年2月，因穆青调四川省委工作，王一苇前往重庆在省委秘书处工作。1930年3月，穆青再次被捕，王一苇和父亲想方设法营救不成。同年5月，穆青被残忍杀害。后来，省委组织部主任程子健找到王一苇，转达了穆青的遗言。王一苇强忍悲痛，当即表示，继承丈夫遗志，更加努力地为党工作。

1931年初，省委鉴于重庆白色恐怖特别严重，接受了罗世文的建议，将机关迁往成都。不久，党组织派王一苇带文件去成都。王一苇接受了任务后，经过巧妙的化装，平安地到达了成都，完成了任务。此后，她被党组织安排在省委秘书处工作。

由于省委刚迁成都，住房及办公用具十分简陋，给工作带来很多不便。王一苇当即慷慨解囊，拿出自己多年节衣缩食和卖掉金项链所存的钱，全部用于省委机关租办公用房。同时，她还从家里搬来家具，供省委办公使用。是年8月，任省委书记的罗世文，由于长期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患有严重的肺病，常咳血不止，身体日渐消瘦。王一苇自己掏钱请医生、买药、买营养品，生活上给予细心地照顾。在王一苇精心护理下，罗世文的病情逐渐好转，身体日益康复。不久，他们便共同生活在一起了。

1932年，王一苇出差到渝，在重庆法院被捕，后经父亲多方托人保释出来。出狱后王一苇知道报上登载了以她的名义写的“反共宣言”，十分气愤。因为她的确不会写这种骈体文!王一苇把这些情况给罗世文汇报后，罗世文在省委会上提出恢复她的党籍，未能通过。但罗世文仍然信任王一苇，鼓励她要以实际行动取得组织上的了解，并继续与王一苇一起生活。

1933年，曾在重庆逮捕她的敌特到成都活动。为了摆脱纠缠，王一苇取得罗世文的同意后，在成都妇女界的资助下，她化装离开四川，远去日本留学，继续参加妇女留学生左翼联合会活动并任主席。

1937年，强寇压境，国难当头，身处异国的王一苇，时刻惦记着祖国的存亡。不久，她在日本大学毕业后，立即赶回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到上海后，王一苇通过信件与在延安工作的罗世文取得了联系，罗世文叫她去延安。同年8月，王一苇和王重英一同前往。到延安后，先后见到了蔡畅、李富春、王首道等领导同志，王一苇主动汇报了在日本的学习情况。同时，向他们提出了恢复党组织的愿望。蔡畅、李富春、王首道等领导听完汇报，对王一苇的学习情况非常满意，并对她说，安心工作吧，组织问题自会随后解决。他们便把王一苇安排在延安法院工作。罗世文随即调四川省委工作。

1938年初，王一苇从延安调到成都，又回到了罗世文身边。她根据省委领导张曙时的指示，与贺敬辉（朱德前妻贺志华的妹妹）一道，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搞上层统战活动。不久，王一苇组织了妇女救济会，积极活动在上层人物中，找有钱的太太出钱出力，很快募捐了不少的钱和物，并迅速将钱物寄往前线，支援抗战。

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早在事件发生前几天，成都局势十分紧张，据王一苇得知的消息，敌人的黑名单上指名要抓罗世文，王一苇赶忙回家告诉罗世文，并劝他离开成都去延安。可是，罗世文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仍以工作为重，不愿离开战斗岗位。“抢米事件”发生后，在省委领导的再三劝说后，他才决定离开成都。可是，罗世文早已被敌人跟踪，正在他准备离开成都时，不幸被捕。

罗世文被捕后，王一苇不得不暂时隐蔽，她到了贺敬辉家躲藏。当时，王一苇的心情十分悲痛，晚上经常做恶梦，有时半夜醒来，抱着贺敬辉痛哭，说她刚才又梦见罗世文，浑身都是血！贺敬辉知道她心中的痛楚，赶忙给予安慰。风浪稍微平静一些后，王一苇又出门活动了。不久，王一苇被四川军阀李根固抓入监狱，经过一年多的刑讯折磨，敌人一无所获。后经父亲营救得以释放。

1948年10月，日暮途穷的国民党右派盘踞在大后方四川，作垂死挣扎。党派王一苇做策反工作。她利用自己的各种关系，不辞辛苦，积极活动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配合党组织策反了一批国民党部队，使一些过去与共产党负隅顽抗的部队在成都地区相继起义和被迫投降，王一苇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王一苇为之奋斗、等待了20多年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她内心无比欣慰。高兴之际，也时而流露出感伤之情。她既怀念为国捐躯的穆青、罗世文，又难过自己多年要求恢复组织一事至今未有结果。可是，王一苇并不灰心丧气仍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之中，她在回忆罗世文的日记中写道:“世文是一个忠于党、英勇、吃苦耐劳的好战友。在四年前，当我知道他的噩耗时，正是白色恐怖笼罩之时，我不敢哭，只好在夜里偷偷地流眼泪。四年来，我没有一刻忘记复仇，也没有一刻忘掉完成他的遗志……。现在解放了，我不悲伤！也不难过！我要把我两度坐监，20余年被敌人压剥余下来的精力，用到巩固人民政府和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上面去，只有这样，才能安慰世文于地下；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这颗破碎的心有所寄托。”她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解放后，王一苇被安排到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工作。她思想进步，业务熟练，口才很好，工作卓有成效。以后，她被调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到省高院后她更加努力为党工作，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在五六十年代的几次政治运动中，组织上错把王一苇作为审查对象，怀疑她是叛徒，怀疑她出卖了罗世文等，使她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刺激，长期处于病态之中。1965年，王一苇含冤去世。

斗转星移，1992年3月9日中组部干审字(92)27号文件批复：“同意承认王一苇同志生前的党籍，其入党时间从1948年10月接受党的任务做策反工作时算起。”相继，四川省委组织部也发出了《王一苇同志的革命事迹》的文件，为王一苇平了反。

王一苇多年的被怀疑和误解，终于得到了组织的平反、信任和肯定。经过了漫长、萧瑟的严霜和冬雪之后，曾经扶持和衬托过鲜花的绿叶终于露出了她翠绿的色彩。